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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16年现状仍不乐观 垃圾源头分类堵在哪儿 ?
发稿时间: 2016-11-13 08:28:00 来源: 工人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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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肖婕妤 制图

  清晨六点半,家住北京朝阳区某小区的文丰(化名)在出门去上班时,习惯性地把几包垃圾带走。

  他家楼下门口立着三个垃圾桶,一只蓝色的桶标着“可回收物”,另两只黑色的桶标着“其他垃圾”,字样略有些模糊了。文丰看也没看,随手把垃圾丢进“随便一只”桶里。他对此习以为常,并说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如此。事实上,这些垃圾桶的确长期“表里不一”,往里一瞅,总能看见不同类型的垃圾“不分彼此”地混在一起。

  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,上游的垃圾分类、中游的垃圾运输和下游的垃圾处理均涵盖在内,环环相扣。最前端的垃圾源头分类,和普通居民直接相关,也直接决定了后面环节的成效。

  据相关统计,社区是垃圾最主要的来源。近日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走访了几个居民小区后发现,北京作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虽有16年之久,其垃圾分类现状却不容乐观。

  试点小区垃圾分类情况欠佳——

  居民头疼“垃圾分装是一件麻烦事”

  垃圾之所以需要分类,为的是方便之后能根据不同类型垃圾的特点来进行分类处理,以利于回收再利用、减少污染。一个数据是根据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报告,中国普通家庭厨余垃圾的重量在垃圾总量中所占比重极大,约为 60%~70%,如果分类执行到位并通过正规处理厂将厨余变为肥料,那么城市垃圾的末端处理量将大大降低。

  文丰坦承自己的环保意识不够,他一方面认为“对我来说没用的东西都是垃圾”,因而很少思考垃圾回收的问题;另一方面,他觉得“垃圾分装是一件麻烦事”,而且他“一直没搞明白垃圾到底怎么分类”。

 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,不知道垃圾如何分类是许多居民的困惑。根据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》,城市生活垃圾可分为六类:可回收物(包括纸类、塑料、金属、玻璃、织物),大件垃圾(包括废家用电器、家具等),可堆肥垃圾(包括剩余饭菜等易腐食物类厨余垃圾、树枝花草等可堆沤植物类垃圾等),可燃垃圾(包括植物类垃圾,不适宜回收的废纸类、废塑料橡胶、旧织物用品、废木等),有害垃圾(包括废日用小电子产品、废油漆、废灯管、废日用化学品和过期药品等),其他垃圾。有的城市还专门制定了当地的垃圾分类标准,与此也较为类似。

  在曾被媒体称为北京市垃圾分类“明星社区”的朝阳区枣营北里小区,记者看到除了有两个普通的“其他垃圾”箱之外,还有一个有语音提示功能的智能化垃圾箱,设置了“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其它垃圾”三类。然而,各类垃圾混装的现象同样存在。

  智能化垃圾箱上还有一个电子屏幕循环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视频,但也有几个垃圾箱上的电子屏幕是黑的。据在其中一个垃圾箱对面开店的刘姓商家说,这些电子屏会24小时播放宣传视频,不亮的应该是坏了或者没电了。“几个月了吧,还没人来修。”他还告诉记者,以前的“绿袖标”这几年也见得少了。

  所谓“绿袖标”是在试点小区配备的垃圾分类指导员,主要负责对居民垃圾分类进行宣传和指导。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昌平区北京北小区,公示栏上写着有9名垃圾分类垃圾减量“绿袖标”指导员。记者致电给“绿袖标”负责人,接电话的却是该小区物业,该工作人员说,这名负责人“早就不在这儿上班了,都好几年了”。

  教育不足与制度性约束缺乏——

  “会不会垃圾分类跟素质没什么关系”

  枣营北里小区的董阿姨说,人越来越多以后,不会进行垃圾分类的人也多了。北京北小区的许大爷告诉记者,居委会有时候会搞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,但是年轻人一般很少参加。

  对于垃圾分类的难题,网络上总有一种声音认为,这应归咎于“中国人素质太低”。多年从事环保公益事业和垃圾分类研究的陈立雯则说:“这种说法是非常没有道理的,会不会垃圾分类跟素质没什么关系。”她说,如果管理层面没有到位,就不能说是因为民众素质低。

  文丰的素质并不能算低,国内一流大学毕业,就职于高薪企业。在他过往的生活经历中,除非是自己主动去关注,否则很难接触到垃圾分类相关的概念并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行动。“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氛围。”他说。

  陈立雯从2011年以来,一直在对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观察和调研。在她看来,试点小区只是在数量上逐年增加了,而在垃圾分类的实质效果上并没有明显提高。

  垃圾分类相关的宣传教育还很不足,陈立雯认为,现有的垃圾分类教育基本是“活动式的宣传”,很难到达每个居民。许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大部分是为了应付上级的即时性任务,并不是持续而固定的工作,也从来没有真正贯彻到居民中去。

  在陈立雯看来,要真正落实垃圾分类,不能只靠道德来约束的,因为道德约束的前提是长期而成熟的垃圾分类教育。垃圾分类的本质问题在于,需要有根本性的制度性约束措施来实现。她举例表示,目前北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配备还很不到位,有些相关的规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。

  今年6月,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《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,是中国首次提出“强制”进行垃圾分类。今年9月,《北京市“十三五”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》也提出,“十三五”期间,北京市将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据了解,这些方案在业内也引起了讨论。

  一种市场化的探索——

  “互联网+垃圾分类”

  有观点认为,需改变由政府主导垃圾分类处理的现状,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解决垃圾分类处理的难题。垃圾分类的市场化运作还处在探索阶段,目前在全国多地都有利用“互联网+”进行垃圾智慧分类的倡导。

  近几年来,北京市也在探索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广垃圾智慧分类。据媒体报道,北京环卫集团去年推出“垃圾智能分类模式”,居民可在智慧厨余垃圾桶或再生资源回收柜上通过扫描二维码,领取垃圾智慧分类使用包。将垃圾分类打包好后,贴上使用包里配备的二维码,投入到回收柜中即可。

  陈立雯认为,“互联网+”只是手段,如果没能把工作做到“人”身上,这些工作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而很多“互联网+”垃圾处理企业,主要针对的都是废品的回收,并不涉及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,并不能说是解决真正的垃圾分类问题。此外,由于拾荒群体的存在,这类企业的回收成本就显得过高了。

  “自然之友”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尚华则认为,越多的人从事垃圾分类或者回收的工作,总归都是一件好事。她说,很多这类公司现在还挣不到钱,虽然废品回收也能带来利润,但是投入远比产出大得多。

  “绿色地球”是一个致力于垃圾分类的企业,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改变人们对垃圾分类的观念,目前已覆盖成都 482 个社区 16.08 万家庭。其创始人汪剑超在今年10月一场演讲的最后说:“改变世界的方式,除了一小部分人去做很多的事,还有一种方式,就是大多数人在做同一件小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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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张亚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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